按:这是哈耶克与布坎南对话的第三篇,也是最后一篇。在这篇中,哈耶克谈了与奈特的关系,《感觉的秩序》这本书的思想,指出“我们的全部知识是关于模式的知识”,告诉人们“经济学能够告诉人们的要少于人们所期待的”,并回答了“您是否对奥派寄于厚望”的问题。

——布坎南:马赫卢普(Fritz Machlup)和我谈起过,我也有同样的想法。我也应该这样做,但我从来没有真正做到。

我想回顾一下您早些时候提到的这件事。这是发生于 30 年代的社会主义计算大辩论,一方是奥斯卡 . 兰格(Oskar Lange)、勒纳(Abba Lerner)和迪金森(Henry Dickinson),另一方是米塞斯,您本人和其他人。现在回首这场辩论,我们很难相信像兰格这些人会那样天真,竟然以为经济可以用那种方式计算。

——哈耶克:但他们是真的相信。至少勒纳就是如此,这我是可以肯定的。他是一个复杂的人。对于兰格,我后来有点怀疑他在智识上是否真的完全诚实。当我后来见到他时,他至少已经被政治腐化(了灵魂)。我不知道他在三十年代写那些东西时多大程度上已经被腐化了,但是他确实是一个能够被政治腐败的人。迪金森是绝对诚实的人,我对他没有怀疑。他有点天真,也有点自负,但他坚定地认为他所说的那些东西是可能的,他有点德国人说的“与世无争”。

——布坎南:说到维也纳,我想那是在五十年代,您曾经告诉我一个项目。您说您必须获得一大笔资金来重建维也纳大学,我记得那是从福特基金会,使之回到……

——哈耶克:是的,重建它的传统,我的想法是建立类似高等研究院这样的机构,让那些逃离维也纳的学者回到维也纳,这些学者包括 Erwin Schrodinger,波普尔等等,我可以列很长的一串名单。我想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优秀的中心,如这件事能够获得资助。这一想法的结果是在维也纳建立了福特研究院,但它专注于数学、经济学和统计学,这是我非常不赞同的。我认为这个计划已经失败了,这不仅是因为维也纳大学对这种计划没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。

——布坎南:不完全是,我将在三月份去那里做几场报告,对象是政治科学家,而不是经济学家,您可能想知道他们是谁。对于经济学家,您说得完全没有错。

——哈耶克:是的,我认为这个中心已经壮大,大约 15 年前的一个学期,我有部分时间在那里,那个中心完全由计量经济学家组成。

——布坎南:是的,我认为经济学界的人就是这样(迷恋计量)。但是,政治科学家对公共选择感兴趣。

——哈耶克:可能是,也许自那以后,人员的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
——布坎南:我有点偏离了整个政治理论的主题,我想我们应该重新讨论该主题。我想知道维特根斯坦和政治理论的关联,因为我认为那将是这次对话中一个有趣的插曲。

——哈耶克:我也许还应该补充一点。我认识他,也认识他的家人,在《逻辑哲学论》刚出版时就读了。在他成名之前,我就已经知道他的想法。但这是对他作品的早期了解,而不是对他的个人了解。

——布坎南:我认为,您接受的是严格的经济学训练。您并没有受政治-法律哲学的很多影响,但是,您研究的是法律。

——哈耶克:是。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法律,但是我的时间几乎平均地分在了心理学和经济学上。我研究的是这三个主题(法律,经济学和心理学)。我确实从一位教授那里获得了不错的政治思想史知识,但是我没有特别的兴趣。我只知道我可以找到关于它们的解决办法。但是对政治理论或其他类似的理论没有浓厚的兴趣。

——布坎南:您写了一本关于心理学的书,我知道那本书。

——哈耶克:哦,是的,我仍然认为这是我对知识的重要贡献,奇怪的是,心理学家也开始对它感兴趣。

——布坎南:是的,我看到过去一两年有人引用这本书。

——哈耶克:这本书的出版已经有二十五年了,其思想的产生差不多有五十年了。

——布坎南:您可以总结一下那本书的思想吗?或者您可以简单谈几分钟。

——哈耶克:好吧,我认为真正重要的事情是我提出要解决的问题,而不是想得到的答案。这个问题是什么决定了不同感觉质性(sensory qualities)之间的差异。一个尝试是将其简化为因果关系系统——您也可以称其为“连接”——其中某种特定感觉的性状,如蓝色的属性或其他属性——实际上是它在导致行为的潜在连接系统中的位置。

从理论上讲,您可以重现一种刺激如何激发其他刺激,然后产生进一步刺激的“地图”,这在原则上可以重现所有头脑活动的过程。我说“原则上”是因为这件事太过复杂以致于无法实现。顺便要说的是,“原理的解释”和“细节的解释”之间的区分——“模式预测”,如我现在所知道的——是在我的心理学研究中真正发展起来的,然后我才把它应用于经济学。

——布坎南:是的,我认为“模式预测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,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没有注意到它。

——哈耶克:对于我们没有精确预测能力的复杂现象,我们多大程度上能够对其进行解释这个问题而言,这就是理论问题的全部。我们不知道任何的规律,本质上,我们的全部知识是关于模式的知识。

——布坎南:我认为这非常重要,但已经被忽视了。我想再次回到您对功利主义者的很多看法上去,我认为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对于防止那种趋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——哈耶克:是的是的。在某种程度上,您知道,我是逐渐意识到实证主义的科学概念可以追溯到更早。因为我曾认为,实证主义的科学概念是上世纪中叶才由奥古斯特·孔德等人发明的。牛顿主义的例子是,如何将所有科学知识简化为非常简单的定律——一个事物是只是一个或两个其他量级(magnitudes)的函数。这个单一函数的概念是科学解释的原型。从 18 世纪后期开始,它可能对科学思维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。

——布坎南:当然,如已经被证明的那样,这确实有其优点。但是,另一方面,我认为在经济学中,特别是处理人类互动问题时,我认为它有很多缺点。有一个观点一直让我很感兴趣,我不知道是谁提出的(也许部分地应归因于希克斯),它说的是一旦数学家开始写下效用函数,为效用函数构建公式,那么他们就把很多问题都排除在外了。事实上,他们忽视了真正在发生的事情。

——哈耶克:我非常赞同。

——布坎南:从某种意义上说,最近阅读沙克尔的书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“紧急选择”的概念被人们极大地忽视了:我们选择的对象实际上并不是摆在我们面前供我们选择的。我们在选择的行动中创建了它们。在我看来,“套利”确实并没有像它本来应有的那样成为经济学的主要概念。这是整个主观主义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方法的一部分。但是,您是否对(奥派方法)寄予厚望?美国的年轻人对它的兴趣有所增加,当然,占主导的研究生院主要还是被其他的方法所支配。

——哈耶克:我当然对奥地利学派寄于厚望。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正在出现。我担心的是,人们会(对经济学)感到失望,因为我们在经济学领域所能了解的要远少于人们对我们的期望。您正在谈论的这一传统——也是我的传统——更多地说明我们前进的方向上存在的障碍,而不是说明我们将取得的进展,这很可能会让这些年轻人再次感到失望。他们更具野心。大部分的计量经济学及所有那些声称能够做出精确预测的,在我看来都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人们不喜欢接受“不可能”。当然,人们普遍认为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他们认为,无数被科学说成是不可能的事情,后来都被证明是可能的,那为什么这就是不可能的呢?您无法证明那是不可能的。

——布坎南:这是您在获诺奖时所做的致辞的主要内容。我猜您说的是相比其他学科,经济学在这方面是独特的。

——哈耶克:不。对复杂现象来说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(而不只是经济学的问题)。在生物学领域您很大程度上也已经遇到了这种情况。在生物进化论中您也会遇到,它没有做任何的预测——它不可能做任何预测。我认为对语言学来说也是如此,它的结构与经济学最为相似。

——布坎南:但是,我所说的独特性是从“人们对经济学的预期如此不同于它可能的成就”而言的。

——哈耶克:哦,我明白了。是的,这至少是经济学一个特殊的特征。

——布坎南:某种程度上,我们在方法论上是非常混乱的。

——哈耶克:是的是的。在其他领域,如您意识到无法达成某些目标时,您不会有情感上的失望。但是在经济学中,太多的希望与对经济事务的可能控制和命令联系在一起,如果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是“那是不可能的”,那么人们在情感上就不愿意接受。

——布坎南:部分原因是“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经济学家”。在这方面,我还记得有一本非常好的书,它与伦敦的岁月联系在一起。它提到了另一个显然受到您影响的人的名字:Bill Hutt。他写了一本书《经济学家与公众》。在谈到伦敦时,应该提到他的名字。

——哈耶克:那本书甚至是我起的名字。

——布坎南:类似沙克尔一样,我想 Hutt 也是一个被忽视的经济学家。

——哈耶克:是的,他是不同类型的,他有非常清晰的头脑,但不像沙克尔那样深刻。他的最大优势是清晰和简单的思考,但沙克尔不是这样,他的思考不简单。

——布坎南:没错,您和弗兰克·奈特的关系如何?

——哈耶克:就个人关系而言,非常好。我们有几次非常友好的辩论。我想我们彼此之间都深感困惑。我们的心灵(minds)并没有真正相遇。您知道,我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进行了认真的讨论,但某种程度上是各说各话,没有达成一致。

——布坎南:(这种不一致)当然是关于资本理论的。我非常了解奈特,也知道他工作和他的兴趣,但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思想在资本理论上发生了转向。多年来,从根本上说他在攻击奥地利学派。

——哈耶克:他对此深信不疑。他断言他是绝对确定的,但他几乎没有给出理由去证明他的观点。我一直以为这一定是因为他吸收并坚持了一些早期的教导。他没有对此做任何进一步的思考,但是他认为这是他经济学的基础之一,也是他必须坚持的。

——布坎南:但是他总是说,一直来他接受的是本质上是奥地利学派的观点。但他某种程度上已经偏离了奥地利学派。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原因。

——哈耶克: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。

——布坎南:但是您那时不在芝加哥大学,因此没有直接的……

——哈耶克:哦,不,我不能说我们争论时我不认识他,我在不同场合遇到过他一两次。但我真正认识他是在我到了芝加哥大学之后。这已经是后期了,那时他的兴趣更多的是在宗教上,而不是在经济学上。

——布坎南:您是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一员,这个委员会培养了一些有意思的学生。

——哈耶克:哦,是的,您看,它(这个委员会)并不明确限定自己的研究范围,而总是致力于研究社会科学边界(borderline)地带上的问题。我们并不受学科范围的限制。科学方法的研究对那个群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,我在那里的第一年是我一生中最不可思议的经历。我宣布召开有关比较科学方法的研讨会,来参加的人包括伟大的遗传学家塞沃尔·赖特(Sewall Wright),物理学家恩里科·费米(Enrico Fermi)等如此级别的大师。它只发生了一次,无法再重复。这是我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首次研讨会,也是最有趣的经历。它完全是关于科学方法的。

——布坎南:在我看来,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。至少对于美国的研究生院和专业性学院(如经济学院)来说,学生现在缺少机会真正地了解这些基本的哲学类型的问题。例如,在法学院中,法律哲学一直在消退。在政治学中,政治哲学也没像以前那样重视。在经济系没有经济哲学。我不知道,怎么才能在常规课程中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到您的书或我的书,我想听一下您的意见。

——哈耶克:我对美国大学了解得很少,但是我的总体印象和您是一样的。从远处看,我现在感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可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。

您知道,曾经有一段时间,芝加哥大学跨专业间的联系比我接触到任何其他美国大学都要多。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四方俱乐部(Quadrangle Club)创造的条件,在那里您可以与所有其他专业的人进行交流并结识他们。我不知道对其他美国大学来说也是否如此。伦敦经济学院当然不是这样,它高度专注于社会科学,这最终使我有点厌倦。

尽管在我所处的那个年代,伦敦经济学院可能是领先的研究中心,但在经济学上,它的专业范围很窄,与其他学科没有任何联系。在卡尔·波普尔来到之前,没有有趣的哲学家,这件事情几乎在最后一刻被实证主义者阻止,但他们没有成功。可是,当我曾试图支持卡尔·波普尔,并说服学术委员会根据他刚出版的《历史主义的贫困》一书来任命他时,他们几乎要毁了他的机会,因为这几乎得罪了所有的实证主义者。但是他们想阻止它为时已晚。尽管如此,我的一位社会学同事在最后一刻还在试图阻止他的任命。

——布坎南:这件事我已经有所听说。但是,在每个学科都过于追逐形式主义的情况下,和其他学科建立联系是否必要?至少在经济学这门学科中,在我看来,学生没有接受挑战去思考更广泛(broader)的问题。

——哈耶克:好吧,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但是在那些只限于考察其自己学科的人,和那些阅读并进入他们不直接考察的学科的人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。据我所知,在美国的大学中,除了社会思想委员会以外,人们更愿意专注于准备考试,也可能是为了获取助学金,或后来他们在自己专业能够得到的一些东西。

当然,我自己的研究经历和这是非常不同的。在我的记忆中,您必须做自己学科的研究,但是,您的大部分时间应该花在探索其他领域,考察相关领域上。我之前提到过,完全有可能成为不仅是一名名义上的法律系学生,而且所有法律科目的考试成绩都不错,但同时主要的兴趣是经济学和心理学。

——布坎南:我一个月前在 Altdorf 听到传言说拉尔夫•达伦多夫(RalfDahrendorf,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、思想家,政治家——译注)可能会去那里,如果这样的话,他可能会去纠正,您听到这消息了吗?

——哈耶克:好吧,他似乎正在与各种德国机构进行谈判。有人建议为他建立一个新的马克斯·普朗克研究所。

——布坎南:也许这就是我在想的。

——哈耶克:很有可能,而且这当然印证了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,而我担心的是如那不真实的,他的神经可能无法忍受。我觉得他像是一个高血压患者,随时可能崩溃。但没有任何迹象。但是我警告过他们:“您不可能让他待太久;他不是一个会待很长时间的人。”这一点看来是真的。他的兴趣是已经变了。但是他的感情在那里安定下来了,他像过去一样是出色的导演。

——布坎南:但就他的思想而言,似乎越来越与您的观点靠近,与您的观点没有太大不同。

——哈耶克:他的波动比较大,我不认为他的发展是非常稳定的,有一段时间他曾对我的《自由宪章》很有热情,但这种热情很快消失了。之后有段时间他远离了这种立场,我想他现在又靠近了。

——布坎南:我和他共进午餐,他告诉我过去十年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加利福尼亚的第 13 号提案(一项限定财产税上限的法令——译注),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迹象。

——哈耶克:非常有趣,对我来说,出乎意料。

——布坎南:好的,哈耶克教授,非常有幸与您聊天,谢谢!

——哈耶克:我也很愉快。

(选自“Nobelprize Winning Economist: F.A.Hayek”,Universityof Calofornia,1983, 朱海就翻译,标题为译者所加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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